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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改革中要求在征收住宅时增加补偿额的规定并不关注征收过程中的政治责任，而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减轻单个被征收人所承担的负担方面。

因此可以说，没有法律，婚姻自由将无从谈起。所以，当制度的功能随着时代的推移而有所变动，社会价值观也渐渐改变时，恪守成规并非是制度性保障的本旨。

67 对此，费孝通先生曾说，结婚不是私事，婚姻是用社会力量造成的。所以，亲权并非要父母双方一致的情况下行使，关键是看哪一方亲权的行使更加有利于子女的人格完善和自我实现。同时，根据《民法通则》第16条的规定，还应包括未成年人的监护人。41 Christian Starck：《基本权利之保护义务》，李建良译，载《政大法学评论》，1997年第58期，第50页。这在宪法学上称之为基本权利的保护义务功能。

⑤施密特所谓的制度性保障有两种含义：一是指透过宪法法规，可以为某些特定的制度提供一种特殊保护。79其次，根据比例原则和过度禁止，立法者的限制须以优先的利益予以正当化。现实社会实践中无论是人民自主选择还是党和国家引领人民选择的彰显人民主体性和意志的协商民主方式也就获得了合宪性。

专家由组织协商的机关遴选或者由社会公众推选，并对特定协商事项发表专业意见。[8]新中国成立时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执政策略以制度化形式固定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等法律文件是政治协商的制度载体。（一）宪法序言对协商民主制度的原则规定 《宪法》序言明确写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过去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今后在国家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对外友好活动中，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团结的斗争中，将进一步发挥它的重要作用。《意见》指出：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

《宪法》规定的政治协商制度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这表明我国的政治协商制度中共产党处于领导地位，共产党与其他党关系是合作协商。则从宏观赋予公民平等权的基础上为公民平等参与协商、平等表达自己愿望和诉求、平等向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建言献策提供了宪法保障，是民主协商平等参与的宪法基础，彰显了所有受影响的公民享有平等的机会和权利来表达他们的想法和利益[14]之协商民主本质。

党的十八大则进一步提出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党中央的这一主张也是2003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盛赞的举措。一些基层政权组织则自觉带动广大人民群众在改善和发展民生、深化基层社会综合治理、加强社会治安防控、反映社情民意和有效化解矛盾纠纷等方面主动开动脑筋、积极建言献策、尽力出谋划策。随着市场经济推动下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协商要素拓展到重大决策领域，2006年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明确将民主协商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并规定重大决策前必须充分协商。它在态度上要求国家工作人员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也就是认真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而不是敷衍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倾听中要对人民群众意见和建议作出反应并在决策和作出重大方针时采纳他们的合理建议和吸收他们的正当要求，只有这样方能与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

质证、辩论是查明事实和法律的必要程序，也是参与者进行说服、或者实现偏好转向和寻求共识的不可或缺的手段支持，有助于公众参与逐渐由边缘走向公共议论舞台的中心[11]。尽管宪法序言内容规定抽象原则不具有法律规范所具有的内在结构要素，学术界对其是否具有效力存在争论，但本质上看，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作为一项制度，其主体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并且主要是由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等渠道进行协商。2011年的中共中央办公厅11号文件明确将协商民主写进党的规范性文件中，随后的中共十八大报告则全面地阐释了协商民主的具体内容[2]，协商民主从一种民主形式上升为一种制度形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层面上的一个重要部分。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它回答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领导其他党派这一前提性问题。过去五年中，全国政协每年召开一次专题协商会，为政协委员和党政领导之间提供了面对面的对话协商平台，推进了协商民主的新探索。

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则内生于新中国创立与发展的具体历史实践，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探索的政治协商实践发展的逻辑必然。中国的政治民主就是选举加协商。

从性质看，协商民主既是一项制度又是一种工作机制。作为基本单元的各种民主形式均有对应的核心制度作为支撑，即选举民主对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协商民主对应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自治民主对应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与基层民主自治制度。《宪法》第27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三）宪法正文规定了实现民主协商之国家义务 在法治国家，尽管国家的权力不对应国家义务，但公民的权利需要国家保障，因而对应国家义务。2009年9月广州市制定出台了《中共广州市委政治协商规程（试行）》，2010年5月广东省委颁行了《中共广东省委政治协商规程（试行）》。从中观制度层面看，要求在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前提和基础上，围绕团结和民主两大主题，推进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制度建设，更好协调关系、汇聚力量、建言献策、服务大局。

而我国一些地方和部门探索了多种民主协商案例，人大立法过程中的立法协商、地方政府决策中的开放式听取意见、基层决策中的民主恳谈会等新型的协商形式在协商民主实践中不断呈现。其实，协商民主的内涵无论在决策上还是政治协商上都远远地超出局限于结果的形式协商。

[3]作为一种民主形式升华为制度形式的协商民主，过往学界多从政治与制度视角对其进行分析，未上升到根本法—宪法视角予以探视，缺乏制度化的宪法基础探讨。因而可以说通过政协制度而推行的协商民主基本上是一种软办法，未形成硬制度。

2007年3月23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以下简称《司法解释规定》),明文确立了任何公民和组织皆可推动司法解释立项的机制,以及就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或者重大疑难问题的司法解释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机制。这一规定表明，以政治协商为核心的协商民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历史的选择，是人民的选择，是民主的选择。

协商民主在行政领域的浪潮不可避免地冲击着司法领域。[16]当决策是通过公开讨论过程而达成，其中所有参与者都能自由发表意见并且愿意平等地听取和考虑不同的意见，这个民主体制就是协商性质的。其实，协商民主作为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形式，它有着深厚的宪法规范基础，并以此为原点随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制度化和程序化。[2]参见《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而奋斗》第五部分[N]. 人民日报,2012年12月18日. [3]郑万通. 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和人民政协功能研究[J].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2(6).第6页。

这三种民主样式和民主制度共同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民民主的大厦。协商民主是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人民参与国家权力行使过程的一种民主方式和途径，宪法赋予了公民进行民主协商的基本权利。

理论地看，执政党和决策者就国计和民生等重大问题进行决策和立法应当与社会各界、民主党派等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的充分协商。[8]参见《中国政党制度白皮书》，2007年11月15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

《宪法》第33条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政府具体实践则有作为一种支配性和可控性商议的温岭协商民主模式和作为官民网上互动的湖南年嘉湖隧道协商民主模式。

本宪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各族人民奋斗的成果，规定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为应对互联网信息扁平式传递的挑战，网上议政、网上反映社情民意的新协商形式也端倪初现。因而《宪法》将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奋斗而形成的政治协商确定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制度，赋予了政治协商制度宪法地位和权威，是国家机关和公民个体普遍遵从的宪法准则。[12]我国宪法则更为明确的规定宪法序言中有关历史事实记载的内容是宪法的组成部分，具有根本法的法律效力。

[5]钟晓渝. 协商民主与多党合作的理论与实践[J]. 团结, 2006(6).第18页。（一）协商民主将迈入制度化和程序化轨道 我国的民主实践中长期将协商民主制度表述为政治协商，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践中未给政协定位，现在的政协既不是国家机关，也不是社会团体，而是我国形成的宪法惯例，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同时开会，并通过建言献策、共商国事的方式履行政协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等职能。

[15]这些都标志着政治协商制度化、程序化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并将在全国范围内稳步展开。政治协商逐步迈向行政领域之现实表征既体现在行政主体制定的规范性文件[10]中，更表现为政府部门的具体实践。

这一机制的构建改变了过往国家机关提出议题之垄断权，促使国家机关发生偏好转向，由公民参与议题的提出，将协商民主的精神进一步延伸。从历史视角看，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结成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各民主党派和各人民团体参加的爱国统一战线，在这条战线上，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党派长期共存、相互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